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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超民：为什么中国大地形成大一统国家，而欧洲大陆却多国林立？
中新社昆明5月15日电 题：为什么中华大地形成大一统国家而欧洲大陆却多国林立？
采访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林超民族
中新社记者 胡航
古代欧洲大陆和中国大地区相当大，一个发展成为多个小国，另一个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种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中国的统一国家观和独特的世界观能给未来的世界带来什么想象力？中国新闻社东西问题专栏独家采访了中国民族历史学会顾问、云南国学研究会会长、第一位中国民族历史博士、历史民族学教授林超民。
摘要如下：
中国通讯社记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但形成统一模式的国家并不多，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从历史背景来看，中国是如何形成这种模式的？
林超民：在中国古代，除了中国，还有许多民族。先秦典籍统称为荣、狄、夷、蛮，即四夷。中国和四夷形成了五方共和的格局，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祖先。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六个国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施了书、车、量、行。这一系列政策为2000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国民经济一体化和共同文化、伦理和精神的形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秦始皇统一六国为主题的民间艺术作品。中新社记者廖文静 摄到汉代，中国初步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隋唐时期，各民族的交流、交流、融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封建生产模式进一步扩展到边境地区，形成了中华民族融合的高潮；明清时期，在统一政权下，加强了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形势。
从时间上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政权分离是暂时的，政治统一是长期的。所谓的分裂只是政权的对立，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制度和文化遗产仍然是一个整体；中原、边境、汉族和少数民族、历史和现实仍然是一个社区。从发展趋势来看，分裂时间越来越短，规模越来越小；统一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巩固。可以说，每一次分裂都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统一过渡。
中新社记者：与古中国相比，为什么古欧洲没有成为统一国家？
林超民：在中国古代，有许多国家，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类似于希腊的城邦世界。但慢慢地，这些城邦逐渐在融合中形成了地区王国，后来在秦朝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王朝。事实上，古代欧洲一直处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状态。这两个地方之所以表现出统一和分裂的差异，与它们自身的地理条件、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遗产有关。
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端，东面是太平洋，西面有高耸的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等高原屏障，西南被称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北面是蒙古高原，北面是冻土地带，形成半封闭的地理单位，使中华民族祖先有相对稳定的生活空间。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其内部自然环境差异很大，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类型，如农业、游牧等，使我们必须相互依存和补充数千年。长江、黄河、珠江、澜沧江等河流和巨大的河流连接着东南、西北的民族。
这种地理条件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和谐有着高度的认可和需求。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数百年的混战，秦统一了六国，废除了殷商以来的诸侯分封制，实行了中央集权的县制，实现了统一。此后，秦汉时期，中国形成了统一的汉族，废百家，独尊儒家有了统一的思想伦理共识。这种地域、民族、文化趋势不断走向和谐，创造了超稳定的统一国家结构，以及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和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根源。
欧洲位于亚欧大陆西部，东部靠近乌拉尔山，北部靠近北冰洋，西部靠近大西洋，南部靠近中海和非洲，就像亚欧大陆向西突出的大半岛一样。破碎的水平轮廓是欧洲自然地理的一个显著特征。超过三分之一的总面积属于半岛和岛屿，陆地和海犬牙交错，山脉和河流被切割，导致整个欧洲大陆被划分为许多地理单位。各地理单位相对独立，缺乏联合统一的内部需求和实际行为，对其他单位没有压倒性优势，形成了相对分散的经济结构和许多国家的政治模式。
罗马帝国时期是古代欧洲历史上最接近统一的时期。通过战争扩张，罗马帝国突破了城邦狭窄的政治框架，将许多城邦连接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初步确立了欧洲的原型。不幸的是，罗马帝国未能实现货币、语言和民族的统一，也未能建立统一的文化思想，最终走向分裂。这种分裂状态的长期延续也使人们难以形成统一的共识、聚合和中和。
意大利古罗马遗址。中国新闻社发布 严向群 摄影中新社记者：为什么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人有如此强烈的和谐意识？
林超民：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中国古代，即使在分裂时期，汉族和少数民族都追求世界统一，把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国正统；王朝制度也是基于秦汉制度没有改变整体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
为什么会这样？由于各民族长期生活在一起，形成了互补统一的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极具包容性和吸收性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在共同性的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内聚力。即使在分裂时期，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政治制度、整体意识和文化也在继续。这在国家观和民族观上表现为统一的国家观和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古代称皇帝为天子，统一为命运。与国家的概念相比，还有一个更大的政治概念——世界。这种所谓的天堂是自然和社会规律的神圣表达。事实上，中华民族的国家观与世界观和价值观密切相关。
北魏皇帝祭天遗址在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发掘。中新社记者刘文华 摄中国新闻社记者：中国人民以世界为世界。在当今的全球化中，以世界为政治单位，呼吁共同秩序的想象能给世界秩序带来新的可能性吗？
林超民：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致中和的社会观。这种文化引导个人处理内外和谐、自我与他人和谐、个人与群体和谐；引导世界各族和谐，实现世界为一，万里同风、世界为一；引导人类处理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天人合一；有普遍的善意。
舞蹈诗《天下大同》。中新社记者张云 摄正是中国文化将个人与社会、世界、宇宙视为时空和谐共鸣的连续整体，实现了和谐与不同和更大的包容、欣赏、参考和吸收，使中国文明能够连续发展。
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超过了过去的任何时代，似乎充满了危机和冲突。但我认为，虽然世界上有多种文化和政治，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融合正在加强，文明正在趋同。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相互宽容正在取代相互冲突。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毫无疑问，以世界概念为代表的更具社区意识和包容性的中国文明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并提供新的想法或实践方式。（已完成时间）
受访者简介：
林超民，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云南大学副校长、巡视员、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云南历史学会会长。现任云南省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云南省国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研究领域：中国民族史、云南地方史。着作有：《林超民文集》(四卷)《中国民族史》《唐宋民族史》《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云南卷、云南通史第三卷等。；翻译有《南诏与唐朝西南边境》等。；主编《方国瑜文集》、《云南大学历史系列》、《云南大学民族研究系列》；主编《民族学评论》、《西南古籍研究》等研究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