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 左林 编辑 刘倩 校对 吴兴发

       朝阳区劲松北社区被划分为临时控制区已经十多天了。从4月25日起，社区书记陈波全力以赴。组织核酸检测，建立志愿者小组，确保居民生活……他从早上5点开始工作，直到晚上很深，他才在办公室睡觉。

       很多居民都记得陈波。这位49岁的社区党委书记，头发白了一半，经常骑着生锈的自行车穿过各个角落。配送、医疗、弹出窗口……他总能耐心地回答各种问题。

       为什么要去书记？来坐坐吧！居民们看见他，热情地打招呼。

       其中一名居民记录了陈波的夜晚——穿着白色防护服，坐在医院外的路边，等待医疗结束。陈波呆了4个小时，不停地告诉受伤的孩子多休息。

       但他已经很久没睡好了，居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这让我很少接触社区，真正感受到社区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和伟大。

       繁重的工作不允许他记住这些细节。对陈波来说，他只是在一个普通的夜晚完成了一项普通的任务。

       以下是陈波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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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一两点工作已经很早了。

       最初，4月25日接到了这一轮防疫任务。那天，劲松北社区被划分为临时控制区。我不记得那天的很多细节了。这些天就像战争。我的大脑一混乱。

       早上5:30，我开始安排核酸检测。接人、拉线、指挥……每天都是这样。

       与其他社区不同，劲松北社区分为10个小庭院，分别关闭。核酸检测人员分为11组，到每栋楼做核酸，基本上直到下午6点左右才完成。

       核酸检测只是社区工作的一部分，更多的是保障居民的生活。

       以购买药物和医疗为例。我们辖区约有1.2万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三分之一。许多老年人患有基础疾病，有些人患有癌症，医疗需求相对较大。为此，我们成立了几个志愿者小组，收集居民的需求，然后根据优先事项报告，由医生统一判断，然后患者反馈。

       有些病人需要闭环转移——我们需要帮助联系医院，然后由急救车转移，并有社区干部陪同，协助支付、填写表格等。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4月28日。那天晚上我值班的时候，一位年轻的父亲急切地来找我，说孩子不小心摔倒了，牙齿脱落了，血流不止。我希望我能尽快去看医生。我们很快联系了120个闭环当我们到达医院时，已经是深夜12点了。

       我们社区离疫情风险点很近，很多人的健康宝都有弹窗，我也不例外。但是我忘了弹窗，所以去医院进不去，只好穿防护服坐在路边。

       那些日子降温了，晚上很冷，周围很空。我一遍又一遍地思考如何推进疫情，如何建立志愿者队伍，如何让居民买菜就医更方便。……当我回到社区时，已经快凌晨5点了。我闭上眼睛，试图休息一下，但我脑子里有太多的东西，没有安全地睡觉。三四十分钟后，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除上述情况外，我还需要与街道职能部门联系，协调物资支持，组织下沉干部、支援单位、保安清洁人员合作……绕社区走一两万步是很常见的，基本上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已经很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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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热情和干劲

       我不仅是一个人，我们社区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坚持在一起。

       本来劲松北社区居委会有19人，但疫情爆发后，有人被派往其他核酸检测点工作，有人在家隔离，有人支持封控区和兄弟社区，最后只剩下13人。

       我们想自己携带，但很快我们发现人力不足。幸运的是，很快就有20多名下沉的干部和其他街道的30多名社会工作者来支持我们。有些人负责服药，有些人负责分发，有些人保持秩序，接电话。但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社区的最后一公里服务。

       劲松北社区是一个典型的老社区。虽然注册党员700多人，但很多老党员已经搬到了孩子家，剩下的党员志愿者大都是七八十岁。疫情下，我不想让他们再累了，所以我想成立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新志愿者团队。

       5月1日，我开始在微信群发布招聘信。起初，招聘效果并不理想，所以我主动与愿意的居民沟通。后来，一些居民也看到，社区确实面临着人力不足的困难，所以他们主动找到了我，希望能做出贡献。

       现在，志愿者队伍的数量已经超过了60人。其中有学生、宝马和一个想参加的14、15岁男孩，我们不得不让他和父亲一起帮忙。

       大多数人的工作都是与人打交道，每天都有新的问题。生活何时恢复正常，如何解除弹出窗口，孤独的老人该怎么办？……许多居民没有经历过封控和控制，他们感到不安，我们都明白。

       回答问题和缓解情绪是我们必须做好的工作。我每天至少要接200个电话。过去，我可以持续一天半的手机电量，但现在我一天早上用了一半。十天后，许多人的声音都哑了。每个人都用热情和精力去做。

       事实上，我们也是生手，这也是我第一次经历社区封控，管控，很多事情都在摸索中。

       例如，疫情开始时，居民们聚集在一起询问。如果秩序混乱，我们必须迅速处理。作为整个社区工作的调度员，我只能尽快理顺流程，解决这些问题。

       一开始，我把工作想得很简单，以为像过去一样，冲锋，然后带着过去。但恢复正常生活的时间表比我们预期的要长。令人欣慰的是，居民们仍然非常合作。当他们排队做核酸时，他们基本上可以保持秩序。更多的人对我很熟悉。有时当我去开会时，他们会热情地向我打招呼：你为什么要去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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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最后一个人

       我家不在劲松北社区，在附近的农光里社区。4月25日接到防疫通知后，我几乎每天都住在办公室，躺在短沙发上，一盏吊灯整夜开着。这十天只回家过两次，但比很多社区书记幸运多了。

       回家主要是为了看看75岁的母亲和77岁的父亲。他们身体不好，通常只有我一个人照顾他们。他们都是党员，能理解我的工作，但作为孩子，他们总是想念他们。

       我第一次回家是在4月27日深夜。在我回家之前，我的地区发现了一管阳性样本。因为我当时身体不适，同事们担心我，给我做了第二次检查，我留在社区忙于其他工作，等待结果。很快，快速检查结果显示为阴性，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同事劝我回家，顺便换衣服。晚上10点多回家，父母还没休息。我告诉他们现状，安慰他们疫情很快就结束了，希望能缓解他们的焦虑。

       我们一直谈论到深夜12点，几天的疲劳让我睡得很沉。凌晨3点，我突然醒来，看到一个小时的短信——该地区的确诊病例，阳性样本验证的最终结果仍然是阳性的。

       看到通知，我的头一时发蒙。简单收拾行李后，立即返岗。

       事实上，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社区的防疫工作从未停止过。例如，我们一直坚持家庭宣传，鼓励老年人接种疫苗，并经常派人支持其他街道。在这轮疫情之前，我们已经超负荷工作了。

       遇到困难，党员干部先上，这是我们的传统。现在，我们的社区干部几乎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但我们一刻也不敢放松，因为我们担心一旦躺下休息，我们就不能工作。

       这是我离疫情最近的一次，但我并不害怕，因为我的职责。但是当我看着两个年轻的同事进入封控区支援时，我真的很担心，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自己代替他们。

       我身体一直不好，高血压困扰着我，肾脏和血管也陆续出现问题。2018年调到劲松北社区后，老社区改造和疫情防控都很忙。有时候工作久了腰胸疼，背麻。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这些，因为我是最后一个人，我不能气馁，不能分散团队，只能咬紧牙关过去。也许在这里解封后，我们也会去其他地方支持它。现在我们只能忘记其他的琐事，花一个小时计算一个小时。

       会议期间，我们的几位社区书记总是互相鼓励和安慰：我们应该坚持下去，共同度过这个困难时期。